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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繪楊絳的文化肖像

晚年楊絳
 
楊絳誕辰110周年|
《喜智與悲智》:重繪楊絳的文化肖像
 
  【編者按】2021年7月17日,恰逢楊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也是她去世五周年。作為融貫中西的文學大家,楊絳先生以睿智、精純、真誠、曠達的文字俘獲了萬千讀者的心靈。為表示對楊絳的紀念,我們轉載北大教授、學者陳曉明的《重繪楊絳的文化肖像》(為《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的序言),以饗讀者。
1934年,楊絳與錢鍾書在北平。
 
  如今的文學博士大都是在嚴整的學術訓練中成長起來的,無疑有不少十分優秀的青年才俊,他們處理起學術問題得心應手,做起論文來駕輕就熟。他們無疑是學術生產的主力軍,其學術潛力當然可以長期發掘下去,也可期待成就一番事業。只是如此造就學術人才,有時難免缺乏新奇之感。例外與偶然往往可以給人驚喜,呂約大約就是這樣一個例外與偶然的博士。她之就讀于北師大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多少有些偶然機緣。她原來在南方一個領潮流的報業做得風生水起,在那里正是如魚得水、游刃有余的時候,突然北上,隨后數年,又向往起學術。呂約的媒體經歷,使得她對學術還保持著學術之外的那種心情和方式,多了一份疏離開來的自由、隨意和靈巧。說到底,她做學位論文,就是帶著很強的個人情感、愛好和追求。本人有幸參加答辯,既可感覺到論文的不同凡響,在答辯現場也別有趣味格調,可以感受到呂約為文的清新純凈之氣。當然,說起來,呂約早年寫詩,她在華東師大讀本科時的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校園詩派風起云涌的時代,她的詩情伴隨著青春的熱情和時代劇變,自有另一種不可放棄的品質。延伸到她的博士歲月,于她則是自然而然地選擇楊絳做題目。這一做,還就是把自己做進去了,也做成了她自己。這樣的博士論文,就是有個性,有文風,有韻致的文章了。現在我們讀到的這本書,就是她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做起來的。
 
  楊絳先生深受一大批文藝青年熱愛,她早已是一種文化象征,一種精神規格,一種歷史僅有的存留。2016年暮春,楊絳先生與世長辭。新聞媒體一時喧囂,紛紛聚焦這位百歲老人的愛情故事,并將其定義為“最賢的妻,最才的女”。我想,這是有偏頗的——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楊絳首先是一位具有貫通意義的中國文學家。說她“貫通”,不只因為她的生命穿越了二十世紀,更因為她的創作貫通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貫通了戲劇、小說、散文等多重文體。如何在紛繁復雜的中國文學史中定位楊絳?這是極具挑戰性的學術命題。事實上,楊絳的創作始終游離于二十世紀文學史主潮,她恪守知識分子的基本立場,有意身披“隱身衣”,與波詭云譎的中國現代史(也包括文學史)保持著適度的觀視距離。當然,也只有如此,她才能完成那辯證而有情的“觀世”“察幾”。
 
  如此說來,呂約的博士論文《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以下簡稱《喜智與悲智》)可謂迎難而上,畢竟,這是學術史上第一篇對楊絳創作進行有系統的總體性述評的博士論文,她要處理的文本對象是九卷本的《楊絳全集》。對她來說,這無疑是一次學術歷險。若沒有對楊絳文學生命足夠的情感認同,她的研究恐怕是不能完成的;反過來說,文學研究者最大的幸福,大概正是與研究對象的情感共振。幸運的是,呂約在楊絳那里找到了共振的主脈,或者說,她在楊絳先生的那些文字中找到了自己。
1941年的楊絳
 
  基于女性知識分子的共同立場,呂約首先將楊絳的創作特征總結為“智性”,這是準確的,也是楊絳與蕭紅、張愛玲、丁玲等女作家的本質區別。然而,楊絳的“智性”卻又是有溫度、有關懷的,那不是純然的客觀理性,而是理性對感性沖淡中和后的動態平衡。由此,呂約將“智性”推進為“喜智”與“悲智”,她試圖用這組情感辯證法來詮釋楊絳,并還原文學研究的某種“感性”。我想,文學研究者不時流露出的些許“感性”總是很可愛的,如果這世上還有一門學問渴望用文字本身來打動人心,恐怕就是文學批評了。文學研究的現代化與學科化,使得我們越來越對“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羞于啟齒,然而,任何一篇優秀的博士論文寫到最后,到了圖窮匕見之時,依憑的還是研究者最初的感性,是謂“不忘初心”。
 
  “悲智”是個很有些感性的詞,它本是一個佛教術語,錢鍾書先生用它來評價王國維的詩:“比興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勝義,是治西洋哲學人本色語。”所謂“悲智”,就是表現悲劇意識的智慧,然而根據情感辯證法的規律,“悲”與“喜”本就相反相成,故“悲智”又可轉化為“喜智”。沃爾波爾曾說:“這個世界,憑理智來領會,是個喜劇;憑感情來領會,是個悲劇。”楊絳整個文學生命都在參悟“喜劇”與“悲劇”的奧秘,而她最重要的文學譯著,正是用喜劇精神表達悲劇內涵的《堂吉訶德》。為什么全世界的知識分子都如此熱愛堂吉訶德?我想,是因為他的理想主義精神與烏托邦沖動確證了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位置,我們甚至可以說,堂吉訶德就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肖像,當然,也包括中國知識分子。堂吉訶德可以成為理解楊絳文學生命的有效注腳嗎?錢理群先生在《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中指出,經歷二十世紀風云變幻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面臨著一種精神困境——“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烏托邦主義遭到沖擊,哈姆雷特式的懷疑主義遭到威脅的雙重危機”。想想看,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辯證關系,或許正對應著楊絳的“喜智”與“悲智”?然而,楊絳卻說,她不是堂吉訶德,也不是幻覺中的英雄。她不僅和二十世紀的歷史巨變保持著距離,更與“知識分子”的自我想象保持著距離,這是她的獨特之處。
 
  把握楊絳的獨特之處,并不意味著將《喜智與悲智》做成孤立的個案研究,這個議題必須回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與精神蛻變上,這也是我對《喜智與悲智》的核心期待。對中國文學史而言,楊絳的文學形象是相對穩健的,她總是以自我之“常”來對抗時代之“變”,而作為研究者的呂約再度發掘了楊絳的“常”中之“變”。這一正一反的兩重“變”數,打開了楊絳的闡釋空間。屢遭苦難,楊絳何以安之若素?可以想見的是,其內心必存在一種強大而有效的自我情感轉化機制:有“變”才能“通”,悲喜之間方見豁達,這自然是楊絳先生的智慧;而對于這種情感轉化機制的準確捕捉,則更是研究者的智慧了。
 
  呂約讀楊絳先生,是讀到書里面去了,讀到人的心里和風格氣韻里去了,那都是她所向往的。呂約無疑是極為崇拜楊絳先生的,她想標舉那種人品,那種潔凈的氣質,那種心靈的自然樸實。就為文來說,楊絳先生的文藝粉絲都喜歡她的自然清雅、靈秀安靜。這點呂約也是極為著迷的,不過,作為一次理性的、理想性的把握,呂約要發掘出楊絳作品更內在的意蘊,更理論化地表述那些內涵。
 
  呂約這就選擇了切入“智性”這一環節。博士論文無疑是要有“智性”的寫作,論述“智性”才能提升出理論話語。呂約分析說,楊絳的“智性”首先體現在,她賦予了文學創作整飭的秩序。在戲劇、小說和散文三種文體中,呂約的論述層層遞進,從主題到修辭,進而抵達形式風格。其中,楊絳的散文創作是尤其難于把握的。這一方面是由于小說理論是更完善的,小說細讀方法已成體系,并更容易從書本上習得,而品評散文卻需要研究者的情感投入與人生閱歷;另一方面,小說是虛構,散文卻是在虛實之間博弈,甚至更具寫實傾向,它更接近一種“現身說法”。呂約論文的第三章聚焦楊絳的散文,其論述結構從一個“憶”出發,散射出三條不同的光譜,進而編織成精密嚴整的敘述網絡。作者認為,楊絳的散文創作集中體現了她面對歷史的“記憶書寫”特征:“記、紀、憶”是楊絳散文的三種記憶書寫形式,這是與“家、離別、死亡”三個重要主題相呼應的,呈現方式上則是依靠“夢幻、鏡像、現實”三種結構要素的不同組合關系。以《我們仨》為例,全篇由“入夢”“長夢”“夢覺”三部分組成,以“夢幻”作為全篇的結構基礎和總體象征,其中,真與幻、實與虛、經驗與夢境、回憶與想象,融為一體,構建了一個諸要素之間互相映射、互文相足的審美結構。作者由此得出了精準的結論:楊絳的記憶書寫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夢的詩學”。
 
  作為文學研究者,呂約的“智性”還表現在她強烈的問題意識,只有堅持以問題意識為主線,論述才能綱舉目張。在嚴整地論述了“喜智”與“悲智”之后,呂約再進一步,將楊絳的文學創作拔升至“總體風格學”的理論高度,這也是她真正的問題意識所在。在第四章中,作者從“隱匿與分身”“修身與修辭”“憂世與傷生”“幽默與諷刺”“圓神與方智”五個角度,辯證地分析了楊絳的風格與人格的幾個層面,并將它們命名為“隱逸保真的精神風格”“文質合一的語體風格”“悲智交融的情感風格”“喜智兼備的理性風格”“一多互證的結構風格”。可以說,錨定一位作家的“風格”,是文學研究者的根本任務,它需要文本細讀與作家批評的基本功;然而,若是納入文學史視野進行全盤思考,我們就不能滿足于“內部研究”,而必須具備一種“向外轉”的意識,必須回返至歷史現場,觀察文本與歷史的互動。令人欣喜的是,呂約沒有止步于對楊絳戲劇、小說與散文的分類闡釋,她重新定義了“總體風格”的概念,在她眼中,所謂“總體風格”即“作家個性”與“社會歷史”的協商。顯然,她不滿足于將楊絳研究限定為一個孤立的學術個案,她有更宏大的思想史企圖,她真正試圖提出的問題是:作為一位女知識分子,楊絳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
 
  我認為,楊絳的“觀世”與“察幾”或可成為我們觸摸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另一種方式:有情卻不濫情,理性卻不功利。這本應是現代知識分子共享的基本立場,而絕非女性的性別特質。誠然,我們已迎來了一個空前的女性主義時代,可是,楊絳的“智性”卻呼喚著一種更為平等的觀察視角,它直面“人性”,從而超越了“性別”,也使得任何關乎“性別”的信條都不再僵化。別忘了,后結構主義早就告訴我們,“性別”不過是一種社會建構,它本身是不斷流動的、變動不居的。現有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形塑了一種對女作家的刻板印象:她們是內心剖白的、感性的、失控的、抗議的、身體的……楊絳恰恰站在了她們的反面,她的智性、含蓄與節制讓我們看到了女性靈魂的寬度,她身上既有古代中國的隱士風流,也有現代中國的啟蒙意識,她足夠復雜,正因為她足夠真誠。可見,閱讀楊絳,正是探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歷程的一條有效路徑。歷經數度“清洗”,楊絳的精神面貌何以泰然如初?她的文學生命背后是不是存在著某種倔強的韌性?魯迅先生說,知識分子要有“野草”精神。那么,在經歷了二十世紀的風風雨雨之后,楊絳可否被視作一株優雅佇立的“野草”呢?
  
  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已置身于一個媒介變革的大時代。在媒介轉型的語境之下,楊絳的文化形象與其文學史上的文學形象發生了某種“偏離”,這似乎是必然的,卻也是必須被討論的。楊絳是如此抗拒知識分子的英雄想象,可在九十年代以來的市場機制運作之下,她卻被大眾傳媒塑造為一個“文化英雄”,這種“事與愿違”是很有趣的。《我們仨》在圖書市場上的營銷策略是“溫情”,而那些對中國現代歷史的犀利洞見則被遮蔽了。文學家楊絳的一生可以被僅僅限定為“賢妻良母”嗎?這顯然是對消費者的某種迎合。我真正關心的議題是,我們如何才能撥開媒介意識形態的種種霧障,把“楊絳”還給“文學”?我們如何從中國知識分子心靈史的角度去重繪楊絳的文化肖像?我們如何從楊絳這一個體出發,得以管窺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史脈動?在這個意義上,“論楊絳”更是研究者的一種文化選擇,而呂約的“喜智”與“悲智”正為我們提供了切近楊絳的有效通道。
 
  是以為序。
《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呂約 著,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2021年7月,69元,精裝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陳曉明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717/c404064-321608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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